李皖：遇到迪伦就像遇到一场奇迹
这些发生在好久以前，好像上一辈子一样，好在那是一种自然响应——没有人世纷扰，也没有意见们来引导。 它谈论的是音乐家鲍勃•迪伦。眼下真正切题的，是谈论文学家鲍勃•迪伦。别那么势利眼儿，也别那么狭隘没见过世面，其实文学家鲍勃•迪伦，一样不含糊，一样够料，一样文学且杰出，创造了文学史上的经典。深入他的歌词、自传，哪怕只是一鳞半爪，你就会负责任地说：诺贝尔文学奖是颁给了文学，颁给了诗歌，颁给了叙事作品，而不是颁给了一个歌手、一个时代人物、一个摇滚思想家…… 李皖
2016.10.14
文 | 李皖
* 原文收于李皖著《娱死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经作者授权发布
1987年，我在复旦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科学哲学老师出了一道课外题：写出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五个人。我写了爱因斯坦，还写了鲍勃•迪伦，其他三个，记不清了。
这个答案毫无疑问有出风头的意思。我几乎完全可以肯定，没有人知道鲍勃•迪伦，包括教授。所以，这是一份与众不同的答案。鲍勃•迪伦能不能跻身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五个人？不一定。只是因为我要与众不同，我选了他。
这份答案不只是要写名字的，还要写为什么。也就是，要写出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评介。当时的评介是怎么写的，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但肯定不会超出这样的六句：
鲍勃•迪伦（Bob Dylan，1941— ），美国60年代风云人物，也是当时青年精神的象征。作为60年代潮头浪尖上的人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评语：猫王艾尔维斯解放了我们的身体，而鲍勃•迪伦解放了我们的思想。迪伦含义深刻的歌词，朴素简洁、意气风发的音乐，迄今依然是摇滚艺人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用左手写着象征主义的诗歌，将时代的事件、场景、心态统统化作富于艺术魅力的隐喻；右手则写出动人心魄的音乐和歌曲，这为他的诗歌注入了更强大的灵魂、更高扬的力量、更激荡人心的激情。即便那些表面浅近的两性情话，在迪伦饱经沧桑的歌喉演绎下，往往也成了充满揭示性的时代的暗语。迪伦的歌曲具有一种随口而出、自然粗朴、同时却又完美无比的特征，证明朴素的内心激情有时比精心的艺术修饰更重要。
写出有这样理解的六句话，我用了十年。当时我对迪伦的理解，很可能只有第一句话，和歪曲的、残缺不全的、漏洞百出的第二和第三层意思。其中，对迪伦人格精神和思想脉络的领悟，全部来源于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而对迪伦全部歌曲的了解仅仅是：他把那首优美得不得了的《答案在风中飘荡》（“Blowin' in the Wind”），居然唱得如此难听、如此过耳不忘。
1989年毕业，我鬼差神使去了武汉，一个做梦也没想过会去的城市。1991年秋，在中南路新华书店面朝大街的那一面橱窗上，我看到多达上百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欧美流行音乐原版磁带，像一个大阅兵的方队，来历不明，突然空降在闹市。很多人名闻所未闻，认识的歌手中，最烫眼的就是鲍勃•迪伦。我毫不犹豫买下了鲍勃•迪伦的两种：一种是《路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1974），还有一种是《噢，天哪！》（Oh Mercy，1989）。
这些磁带的声音忽大忽小，像一个人在大风中的喊叫，忽然被刮散，又忽然冒出来。音像店的老板说这是因为受潮，在冰箱里去一下湿，是可以恢复的。为此，我未来的老丈人家的冰箱，除了装菜，也开始装满塑料盒盒。音质变好了没有呢？当然没有。我是过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才开始放弃让这些磁带重获清晰的幻想；而明白真相则是到了一年之后：那些磁带根本不是因为受潮，而是已经被厂家消了磁，是国外销毁的音像产品，我被那个杂种老板给骗啦！
但是我至今感激那个杂种。那些天，我上下班的随身听里放的不是别的，正是迪伦那一张《路上的血迹》。迪伦的另一张《噢，天哪！》因为在感染力、境界上远远不及，所以只听了一遍便被《路上的血迹》完全取代。它让每天上下班的大巴像穿行在美国的暴风雨中。由于磁带被消了磁，我必须把音量拧到最大，才能听到里面那微弱的人声。而在混乱的哗哗声和一阵松一阵紧的“风声”中，通常我都会紧张着，在迪伦说书一般的叙述之后，全神贯注地等待那一句句意义不明、感情难辨的喊叫。这沧桑的、八万英尺高的、老巫师一般的高喊，像一柄长剑，把混乱的漫长的昏暗一下子给对穿了，也像一束光从脚底、尾骨直通到天灵盖，人一下子舒畅和放松下来。
老实说，这是我在声音世界里经历过的最大的力量。他在唱什么，似乎不需要知道，一切都像是全被理解了，只通过一个声音，一下子贯通你。几个月后，中南路音像店的磁带从消磁改成了卡口，又几个月后，我买卡口的地点从中南路移到了武汉大学——没想到幕后那个最大的货主，就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在我家西侧不足百米之遥的三层楼房中，隐藏着武汉市最大的卡口带货仓。又几个月，中南路的音像店开始甩卖了，那些来历不明的、身上被砍了一刀或锯了一口的音带，在过往行人奇怪不解的目光中，像垃圾一样堆在人行道上贱卖。又一个月后，原老板消失了，音像店改换了门庭，重新走上主流音像大店的轨道；而固定的、流动的、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卡口带小店小摊，开始在武昌、汉口此起彼伏。几百万武汉市民浑然不觉的城市中这一点小变化，在我的生活中却引发了巨震。这是小平南巡前后的事。
如今已极难见到的音乐磁带
鲍勃•迪伦是我每遇必买的珍品，从消磁带、卡口带又到打口碟，我的书架上很快便积累起迪伦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各个时期的专辑。听鲍勃•迪伦，就像听我内心的声音，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几年之后，我开始着手翻译鲍勃•迪伦的歌词，又像翻我内心里的东西，那些词，也是既意外，又在意料之中。我听英文歌不听词，除非是对着歌单，而迪伦的唱片从来是歌词欠奉，特别是他早期的经典之作，尤其如此。所以我对迪伦的许多词全然不知，一直到1996年；真正见着那些词之后，就像见着了老朋友，一点不觉得诧异，就像这些词通过歌声早已教给我一样，虽然第一次读到，却像读心中久已有的东西。
我对迪伦心领神会。
迪伦生活在1960年代的乱世，一个崩溃的年代，20岁，便有像70岁老头一样的眼睛和口吻。他是大时代的观察者，因为保持着醒觉，所以大时代的所有动荡、喧哗、崩塌和新生，全都在其眼中。一个阔姐一转眼变成了混混，而对这个混混的崩溃、无情、同情又满怀激越之情，会成为决堤之口，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声泪交迸（《像一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这正是乱世的常见景象，我们后来也经历了，无论是暴发户的暴发，还是优越者的败落，都是动荡的大时代的必然结果，都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间：“现在走慢的 / 待会儿会快…… / 眼下的头名 / 转眼变成最后。”不只是人生际遇地位尊卑瞬间混乱翻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瞬间混乱翻覆：“两院的议员们 / ……不要堵住走道”，“全国的父亲母亲 / 别批评不理解的事情…… / 你们的老路子 / 越来越不灵”。而思想家和评论家又干些什么呢？“眼睛要一直张大 / 机会它不会再来啦 / 也不要说得太早 / 因为轮子还没有停下 / 一切还未成形 / 谁也没有说法”（《时代正在改变》，“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这混乱的一切，还包括忽而清醒、忽而糊涂，到处是电光火石般倏忽闪亮的警语，合在一起却是一片更大的混乱。言语挤满了脑子，意见挤满了世界，灵机一动和灵感忽现像礼花一样四处绽放，像子弹呼啸的战斗打响在街头巷尾左邻右舍酒店客厅——
在纷乱的言语的密林和人间的乱象中，最后突然降临了这样一句受了伤和不在乎：
我对迪伦心领神会。
像整个世界都在分娩。乱象，预感，迪伦的预感。迪伦的预感与里尔克的预感，像不同时代生出的面容相近的孩子。所不同的是，里尔克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从书房的窗子望出去，一片抽象洁净；而迪伦的预感，是一个混世的醒觉者，在街市和人潮中，带着泥沙俱下的滚滚世相。在里尔克笔下，对这就要动荡起来的世界的预感，是——
而迪伦的预感是——
对迪伦来说，里尔克所写的《预感》简洁而隽永，三笔两划，正可以速写迪伦在60年代的形象；而迪伦的预感，还包括了预感者内心中的狂乱大海，满含着暗藏的危险、即将发生的更可怕的社会骚动和心理危机。《预感》和《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Gonna Fall”），就像不同题目但是写生对象类似的一对姊妹篇，是关于即将到来的动荡的大时代的深刻预见。
我对迪伦心领神会。
在动荡的、烽烟四起、一切混乱失序的大时代中，迪伦开始唱悲悯世人普度众生的自由颂歌——它通篇的效果像一部野蛮人的大弥撒：为受压的士兵，为流亡者、叛逆者、放荡者，为倒霉的、被抛弃的、放弃的人，为被驱逐者，为文雅的人、友爱的人，为心灵的保卫者和监护人，为背运的画家落后或超越于他的好时辰，为被剥夺光的没有地位的无名的小人物，为没有地方说出自己想法的人，为聋子和瞎子和哑巴，为被虐者、单身母亲和辱称的妓女，为因与众不同而被认为有罪的人，为宣布有罪去流亡的和不准流亡的，为上下求索的人，为内心孤独的情人，为冤狱的从未伤害别人的温良灵魂，为疼痛的人，为困惑者、被告、被虐待的、吸毒成瘾的及其更坏的，为世界上每一个想不通的人，迪伦为他们鸣响了自由的钟声（《自由的钟琴》，“Chimes of Freedom”）。
而他对时代情绪的一次次把握，无一不落在人们最敏感的神经上，像是饱含着深意和暗示，使这样的句子每每像人们的一声声呼唤、像时代再次启程的一个个路标：
把我的徽章摘下 / 我再也不能佩戴它 / 天变得越来越黑暗 / 这感觉像我在敲天堂的门 / 妈妈把我的枪埋在地底 / 我再也不能向他们射击 / 寒冷的乌云落下来 / 这感觉像我在敲天堂的门（《敲天堂的门》，“Knockin' on Heaven's Door”）
……
我对迪伦心领神会。
在纷乱的60年代中，他是时代的旗手、乱世的警觉者，但不仅仅是，不刻意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一个有着血肉有着悲喜有着表现欲有着野心伪装自我辩护有着自己秘密的人，他不一定最在乎时代，而一定最在乎他自己。在被世人看重的所谓的时代的战歌之外，迪伦所看重的、我所看重的、一样感人至深、一样动人心旌的歌曲，也许是有着迪伦更多隐情、包含他个人更多悲苦的自传和低语，像某些情歌，像某些叙事曲，像那首最长的、整整占了黑胶唱片一面的《低地的愁容夫人》（“Sad-Eyed Lady of the Lowlands”），在一个仿似苏格兰古代女子的传记中，迪伦注入了他铺垫超浓感情、虚构绮丽故事的才能，也流露着迪伦自己的自认、自傲和自怜。
有一段时间，这是我的最爱，每当口琴响起，70岁民间老艺人张开那伤风的破败的哑嗓子，唱出他开始回忆前尘世事的以下话语，我便觉得全世界所有伤痛的心和最深厚的感情，都被召唤到了一起：
我对迪伦心领神会。
大时代的顶峰，有一天会莫名地跌入低潮和谷底。是迪伦，最早一个抽离战场，无由地变得黯然神伤。他开始崇尚大自然，在山水田园乡村中默默疗伤，寻找神秘的心灵的慰藉和宁静（见1968年专辑《约翰•韦斯利•哈丁》，John Wesley Harding；
1969年专辑《纳什维尔的天际线》，Nashville Skyline；
1970年专辑《新晨》，New Morning；
1970年专辑《自画像》，Self Portrait）。
而平静若干年后，突然又忆起往事，激情大发作，回忆中充满含混的认命、满腔的怒气、一肚子的委屈、止不住的辛酸、意义难明的抱怨（见1974年专辑《路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随后，皈依基督教，回到主的庇护中，支撑不住的精神的虚弱，末世老人般看待世事和鼓吹救赎。这个在大时代中唱过“啊大雨大雨大雨大雨，那狂暴的大雨即将来临”的人，现在开始唱：“在远方，弯过那弯道，一辆慢慢慢慢的车，正在开来。”（见1979年《慢车开来》，Slow Train Coming；1980年《得救》，Saved）。
然而，又令人意外地放弃基督教，皈依犹太教，回归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种族认定（见1983年《异教徒》，Infidels）。这是持续了20年的动荡之后，渐渐定下来渐渐发生在一个动荡者身上的事。当一个人保持着对外界冲击的敏感，保持着对自己的诚实，而不在乎已经有的和别人认定的，不管什么“民歌之王”“抗议诗人”“叛逆者”“时代旗手”“再生基督”“气象预报员”……而坚定地做他自己，结果他自己就是最高的桂冠，他自己就是编年史——他有幸或不幸度过的整个时代的编年史。
所以迪伦不光有时代，迪伦不光背衬着时代才是伟大的迪伦。迪伦不光有时代精神，更有他自己的个人世界。他以不顾世人不顾风向不顾潮流不顾时代的勇气，以一己之血性、灵魂，听从内心召唤，坚守属于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是艺术家，不只在大时代才是艺术家，而是在任何年代都是艺术家，他的艺术一直在跟随他的际遇而变，在各个年代展露不同的表情。当我开始能够找到迪伦的更多歌词，我随意截取了他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品，这也是当时我能找到的他的所有作品，结果我发现，他的诗艺在不同时期展示出完全不同的面貌。迪伦从没有简单地重复他自己，越到后期，迪伦歌词的精粹度越高，越展现了想象力、独创性和启发性。
60年代是激情澎湃的、泥沙俱下的、排比化散文化风格明显的朗诵诗，与金斯堡的垮掉派诗风如出一辙，在诗风上其实没有太多创造性（见1963至1965年的6张专辑——
70年代开始有了一种收敛，有了一种冷的、确切的叙述（见1974年专辑《路上的血迹》、1979年专辑《慢车开来》）。
80年代专属于迪伦的独有个性开始形成，一种重在刻画两性关系的复杂和纠缠，完全口语化日常化，特别平凡朴素，但在平凡中机锋四出、紧张矛盾四处绽露的诗风。这些诗有时候表面上会显得重来复去绕来绕去唠里唠叨，有时候又会突现出异常的决断干脆隽永。《与我的心紧密相关》（“Tight Connection to My Heart”）、《终于看见真的你》（“Seeingthe Real You at Last”）、《当黑夜从天空落下》（“When the Night Comes Falling from the Sky”），都是颇富代表性的佳作（见1985专辑《帝国滑稽剧》，Empire Burlesque）。
90年代迪伦开始写出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诗歌杰作。铺张完全不见，长诗完全不见，泥沙完全不见，含糊其辞完全不见。统治迪伦的不再是激情、铺排、描写、时代画卷，而是短小机趣的套式和套式中偶发的艺术生殖力。他的诗歌形式的启发性曾让我一见难忘，从而产生我短暂的诗歌生涯中最自由的诗歌——《50》，它也被我的一帮诗人朋友认为是属于我的最意外的和最自由自在的作品，而《50》形式中所包蕴的强大生殖力，完全起源于《扭扭摆摆》（“Wiggle Wiggle”）、《10000个男人》（“10000 Men”）、《2×2》、《猜物先生》（“Handy Dandy”）等迪伦歌词（见1990年专辑《红色天空下》，Under the Red Sky）。所以，说迪伦只属于60年代，60年代之后即沦为庸常的说法，如果不是势利眼的市场销量式认定，那么完全是不值一哂的信口雌黄。
1987年复旦的那一次课外作业，我并没有交。有幸或不幸的是，那也是我个人动荡时期的开始。后来我明白，那其实也是一个时代动荡的开始。找不到出路的惶惑，自我放任的散漫和懒惰，养成了我长达三年每日旷课的劣习，科学哲学那门课，我竟然一次也没有去，最后只好挥挥手放弃。
话说回来，以我的人生观，我其实挑不出最伟大的五人。在我们头脑中可能存在伟大的五百人，但永远挑不出最伟大的五个。当人觉得一个人过于伟大，伟大得超过了其他，那一定是我们的认知出现了盲区，是因为盲区才使那伟大者看来好像超出了人类，变得不可思议、不可企及。曾经，爱因斯坦曾让我不可企及，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如何能想到时空弯曲、如何做出光速不变的假设。当我了解洛伦兹变换，了解爱因斯坦的全部大构想是从伽利略坐标系变换、荷兰物理学家洛伦兹的电动力学研究而来，狭义相对论变得可以理解了，爱因斯坦重新成为一系列伟大物理学家中的一个。而迪伦，也曾经让我难以想象，尤其是在他20岁的时候，我无法想象一个孩子，何以能拥有70岁苍老男人的声音，拥有那样一种民间巫师般预言式的智慧？经过多年后对美国音乐的聆听、感悟，我也逐渐了解了：那实际上是布鲁斯，是民间布鲁斯伟大的传统，教会了迪伦。迪伦并不是孤立的，他的前面有盲人莱蒙•杰斐逊、盲人威利•麦克泰尔、耶西•富勒、伍迪•格思里、“铅肚”、“浑水”，后面有伦纳德•科恩、娄•里德、佩蒂•史密斯、斯普林斯汀、汤姆•佩蒂、特蕾西•查普曼、尼克•凯夫，他的音乐并非自天而降，而是在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中诞生。由此，迪伦也变得易于理解了，重新回到了他本应该所在的一个系列的群像之中。
人在未成年的时候，容易患上崇拜的疾病。精神上的虚弱，还可能让这种病长期不愈，持续存在于人的青年、中年甚至老年。其实没有什么超越一切的伟大。伟大的人，只出于我们抬头仰望的恶习，一旦我们懂得了平视，懂得深入其中仔细观察，最伟大的人，便成为连绵群山中的一座。再伟大的伟人都不是孤峰，所有的伟人，都只是既伟大又平凡的系列群像中的一个，彼此相连，又互相支持。我们自己也是山峰，每一个人，都是与伟大相连的时间、大地、历史际遇中的一座山——即或是最微不足道的一座。
回想当年，遇到迪伦就像遇到一场奇迹，我一度以为，在冥冥中，人类的灵魂曾经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但它们终于被分割，分离到不同肉体、不同地域、不同时间、不同人种的时空中飘荡，而一旦相遇，仍能彼此相识，达到无须探究来路的神秘相通。我对迪伦的心领神会，盖缘于此。现在我知道，那只是一时感动自己、让自己肃然而起的美好想象。我们能读懂那些伟大的心灵，完全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相似的灵魂可能是存在的，但仅仅缘于有相似的生命存在，因为相似的历史际遇，而使不同时空中不同的人，无比亲切地相见，如同隔山隔世的亲人。
2006年2月26日
*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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